中药材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，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临床疗效与用药安全。近年来，随着中医药振兴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，中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，中药材规格等级标准体系仍存在系统性不足、执行力度薄弱、地域差异显著、与现代产业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。完善中药材规格等级标准，已不仅是技术规范层面的优化任务，更是保障人民健康权益、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、增强中医药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。

当前，我国中药材规格等级标准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《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》团体标准（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）及部分地方标准。然而，《中国药典》侧重于安全性与有效性指标（如含量测定、重金属、农残、真菌毒素等），对“规格”（如直径、长度、厚度、单重）和“等级”（如统货、选货、一等、二等）缺乏统一、量化、可操作的界定；而现行团体标准虽覆盖品种逐年增加（截至2023年已发布226种），但多为推荐性标准，法律效力有限，且在采收时间、加工方式、贮藏条件等影响等级判定的关键环节上，尚未建立全过程质量追溯关联机制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同一药材在不同产区常沿用各自传统分级习惯——如浙贝母分“大贝”“珠贝”，川芎论“个头饱满度”，三七按“头数”（每500克所含主根个数）划分等级，这种经验性、区域性分类虽具实践基础，却难以实现跨区域流通互认，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。

标准滞后还体现在对新型生产模式的响应不足。随着中药材GAP基地规模化种植、产地趁鲜切制、智能化干燥与分级设备的普及，传统依赖人工目测手拣的等级判定方式已显低效且主观性强。例如，当黄芪经自动化色选机按断面颜色与纹理进行初分后，原有以“粉性足、菊花心明显”为优级的描述性标准，便难以转化为机器可识别、可验证的数字阈值。再如，冻干山参、超微粉碎丹参等新型加工品日益增多，其物理形态、粒径分布、溶解特性均发生显著变化，但现有等级标准几乎未涵盖此类衍生形态，导致质量评价“无标可依”。

完善规格等级标准，须坚持“科学性、实用性、前瞻性、协同性”四维统一。首先，应加快构建“国家强制标准+行业推荐标准+团体/企业标准”三级架构：在《药品管理法》《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（GAP）框架下，由国家药监局牵头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《中药材规格等级通则》，明确规格定义（如直径≥1.5 cm为“统货以上”，≤0.8 cm为“小货”）、等级划分核心维度（外观性状、理化指标、生物活性、溯源信息完整性），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。其次，推动标准与现代检测技术深度融合，鼓励将近红外光谱、高光谱成像、AI图像识别等技术参数纳入等级判别模型，使“一等品”不仅可“眼看手摸”，更能“机测数验”。第三，强化全链条协同——从种子种苗、田间管理、采收时机、产地加工到包装贮运，各环节质量数据应嵌入等级评定体系。例如，当白术在霜降后10天内采挖、切片厚度控制在2–3 mm、硫熏残留低于10 ppm时，方可参与“特级”评选，真正实现“优质优价”的市场导向。

尤为关键的是，标准完善必须扎根产业实际。应组织道地产区龙头企业、基层合作社、饮片厂、中医院共同参与标准研制，避免“纸上谈兵”。在甘肃岷县，当当归等级标准引入“挥发油含量≥0.4%且阿魏酸≥0.05%”双控指标后，倒逼种植户改进晾晒工艺，使一级当归溢价率达23%；在安徽亳州，推行“趁鲜切制黄芩等级标准”后，有效减少二次润药造成的成分流失，合格率提升17个百分点。这些实践表明：好的标准不是束缚生产的条框，而是引导提质增效的路标。

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离不开每一味药材的“可知、可控、可溯、可优”。规格等级标准的完善，表面是技术文件的修订，实质是中药质量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。唯有以临床疗效为根本标尺，以产业需求为现实导向，以科技赋能为突破路径，方能构建起权威、统一、先进、管用的中药材规格等级标准体系，让千年本草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坚实、可信、蓬勃的生命力。